当前位置: 首页 > 诗人 > 杨慎
杨慎

诗人杨慎介绍

  杨慎(1488~1559)明代文学家,明代三大才子之首。字用修,号升庵,后因流放滇南,故自称博南山人、金马碧鸡老兵。杨廷和之子,汉族,四川新都(今成都市新都区)人,祖籍庐陵。正德六年状元,官翰林院修撰,豫修武宗实录。武宗微行出居庸关,上疏抗谏。世宗继位,任经筵讲官。嘉靖三年,因“大礼议”受廷杖,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。终明一世记诵之博,著述之富,慎可推为第一。其诗虽不专主盛唐,仍有拟右倾向。贬谪以后,特多感愤。又能文、词及散曲,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。著作达百余种。后人辑为《升庵集》。

杨慎参考资料

小传

蟾宫折桂
  升庵自幼聪慧过人,又非常好学,再加上他出生于书香门第,是吏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之子,湖广提学佥事杨春之孙,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。七岁时,他母亲教他句读和唐代绝句,常能背诵。十一岁时,就会写近体诗。十二岁时,拟作《吊古战场文》,有“青楼断红粉之魂,白日照翠苔之骨”的警句,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,复命拟《过秦论》,其祖父读了之后,自矜谓:“吾家贾谊也”(陈文烛《杨升庵太史年谱序》)。有一天,他的父亲和叔父们观画,问升庵曰:“景之美者,人曰似画;画之佳者,人曰似真,孰为正?”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说明,升庵略加思索,立即写诗云:“会心山水真如画,名手丹青画似真;梦觉难分列御寇,影形相赠晋诗人。”他十三岁时,就随父入京师,沿途写有《过渭城送别诗》、《霜叶赋》、咏《马嵬坡》诗等,其《黄叶诗》,轰动京华。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“见而嗟赏,令受业门下”(《明史》卷192),并称杨慎为“小友”。升庵二十一岁时,参加会试,主考官王鏊、梁储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。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,以致名落孙山。遭此意外的打击,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。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,杨慎终于在正德六年(1511)他二十四岁时,殿试第一,考中状元,授翰林修撰。从此,杨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台。

入仕求退
  杨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艰辛的。他为人正直,不畏权势。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个喜欢玩乐的人.不理朝政,喜欢到处游玩.针对武宗荒诞的行为,杨慎不避斧钺,敢于犯颜直谏,于正德十二年(1517)呈上《丁丑封事》的奏章,指责朱厚燳“轻举妄动,非事而游”,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。朱厚燳根本不理睬,依旧我行我素。升庵目睹民不聊生,国事日非,实在气愤不过,称病告假,辞官归里。

逆鳞廷杖
  正德十六年(1521)武宗终被害死,死因不明,成为一场悬案,因无子嗣,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,是为明世宗。授杨慎翰林院修撰,经筵讲官。升庵利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,经常联系当时实际情况教育世宗。如对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、于经等人,由于大肆行贿、世宗破例赦免了他们的死罪。升庵在经筵讲课时,便特地选出《尚书》里《金作赎刑》这一章,对世宗讲道:“圣人赎刑之制,用于小过者,冀民自新之意;若大奸元恶,无可赎之理。”朱厚熜听了之后很不高兴,常常借故停止讲书。这样,升庵由于耿直,既失欢于皇帝,又结怨于权奸。杨慎虽胸怀壮志,力图报国,但其政治才能在当时是难以施展的。
  特别是在内阁“大礼议”的纷争中,突出表现出杨慎的“叛逆”风骨。事情是这样的:朱厚熜以“兄终弟及”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后,按照皇统继承规则,世宗要承认孝宗是“皇考”,享祀太庙;自己的生父只能称“本生父”或“皇叔父”。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,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“皇考”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;这样,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。当时,张璁、桂萼等新贵,为迎合上意,攀附权奸,主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,加入睿宗(兴献王朱祐杬),德高望重的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。为此,杨廷和被迫辞官归里,升庵一再上书辞职,不愿与张、桂等“无耻小人”同列共事。对此,刚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气,他一意孤行,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,升庵“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。不得命,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”,世宗更加震怒,竟使用暴力镇压,“命执首八人下诏狱”。消息传出,群情激愤。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,激动地说:“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,仗节死义,正在今日。”于是,在金水桥、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,抗议非法逮捕朝臣、声彻宫廷。“帝益怒,悉下诏狱,廷杖之。”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,十七日被廷杖一次,死而复苏;隔十日,再廷杖一次,几乎死去,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(今云南保山县)。

流放滇南
  杨慎在放逐滇南漫长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,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,仍然奋发有为,不肯向邪恶势力屈服。他路经湘西,想起了被楚怀王放逐的屈原,情不自禁地哼出: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!”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在贵州,他想起了流放夜郎(今桐梓县)的李白,感叹“我行更迢递,千载同潜然”(《恩谴戌滇纪行》)。他不仅寄情山水,而且悉心著述,为白族修史。每到一处,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,抒发政治热情。他在《南枝曲》中,以生在“穷山绝域”而“绝世独立”、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;在《山茶花》中,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,“绿叶红英斗雪开”的傲然风骨。他在永昌看到“背日而开,与蜀葵相反”的唐婆镜花,就慨叹葵花向日,固然是忠臣的象征;唐婆镜花背日而开,应是诤臣的表现。诤臣往往受到诌媚佞臣的排挤和诬害,无耻小人又经常乔装成向日蜀葵,使人忠奸难辨,真假难分。在咏物之中,寄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。
 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慎在放逐期间,仍然关心人民疾苦,不忘国事。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,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,化公为私,敛财肥己,坑害百姓时,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《海门行》、《后海门行》等诗痛加抨击,还专门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,力言此役“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,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”,请求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。

伉俪情笃
  杨慎的政治生活虽然十分坎坷,但爱情生活却很幸福美满。他的夫人黄娥,字秀眉,四川遂宁(又称黄安)人,长诗词,尤擅长散曲。婚后他们夫妇感情非常融洽,在桂湖之滨过着诗情画意、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。他俩经常在湖畔散步,榴阁赋诗,相互酬答。杨慎夫妇虽然情投意合,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。婚后第二年,在黄娥的支持和劝促下,升庵就动身进京复官。
  杨慎与黄娥的忠贞爱情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。因为在他俩的生活旅途中,春光明媚的顺境是很短暂的,而更多的是漫长的急风暴雨的逆境。当杨慎因仗义执言,遣戍滇南时,黄娥对丈夫不仅毫无怨言,而且深表同情,曲意劝慰,殷勤照顾。黄娥不辞风霜之苦,千里跋涉,亲自护送升庵从北京到云南。嘉靖三年(1524)十二月十五日这个天寒地冻的夜晚,黄娥陪伴着骨瘦如柴,身带枷锁的杨慎,行至江陵的驿站门前,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,疲惫不堪,再也不忍心让她向前护送了,力劝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。临别之际,升庵填写了一首《临江仙》词云:“楚塞巴山横渡口,行人莫上江楼。征骖去棹两悠悠,相看临远水,独自上孤舟。却羡多情沙上鸟,双飞双宿何洲?今霄明月为谁留?团圆清影好,偏照别离愁。”(《戍云南·江陵别内》)。情辞凄楚,催人泪下。黄娥回到新都,看到桂湖景物依旧,物是人非,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《七律·寄外》:“雁飞曾不度(一作到)衡阳,锦字何由寄永昌?三春花柳妾薄命,六诏风烟君断肠。曰归曰归愁岁暮,其雨其雨怨朝阳,相闻空有刀环约,何日金鸡下夜郎?”感情十分真挚。此后,黄娥曾越山涉水,到云南永昌探望杨慎,并在戍所住过两年多的光阴,嘉靖八年(1529)杨慎父亲去世,杨慎赶回新都治丧,夫妇才得短期会面。相见时难别亦难。临别时,黄娥写了《罗江怨》散曲,与升庵送别。曲云:“青山隐隐遮,行人去也,羊肠鸟道几回折?雁声不到,马蹄又怯,恼人正是寒冬节。长空孤鸟灭,平芜远树接,倚楼人冷栏干热。(其三)”以冷与热的强烈对比,反映自己内心的一片深情,凄婉动人,遂成千古名句。

著作等身
 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,勤于著述,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。他不仅对经、史、诗、文、词曲、音韵、金石、书画无所不通,而且对天文、地理、生物、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。如他任翰林时,正德皇帝朱厚燳问钦天监及众翰林:“星有注张,又作汪张,是何星也?”众张口结舌,无以对答,独杨慎从容对曰:“柳星也”,并历举《周礼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。他预修《武宗实录》,事必直书,不为尊者讳。他在长期流放中,仍然“好学穷理,老而弥笃”(《明史·杨慎传》)。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,尽管图书资料奇缺,升庵仍嗜书成癖,“书无所不览”,经常对人说:“资性不足恃,日新德业,当自学问中来。”(《明史·何孟春传》)他认为要“知天下”,一是依靠“躬阅”,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;二是依靠“载籍”,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。因此,他不仅刻苦读书,手不释卷;而且每到一处,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,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,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。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,仅凭自己苦学、实践、记忆,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、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。如《南诏野史》、《云南通志》、《云南山川志》、《慎候记》、《南中志》、《滇载记》、《记古滇说》等书。据《升庵杨慎年谱》的记载,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。所以,《升庵外集》序称:“国初迄于嘉隆,文人学士著述之富,毋逾升庵先生者。”《明史》本传曰:“明世记诵之博,著作之富,推慎第一。”后人辑其重要著作编为《升庵集》,散曲有《陶情乐府》。
  杨慎于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七月六日卒于戍所,时年七十二岁。临终时,他还以“临利不敢先人,见义不敢后身”勉励后人。

点击查看详情

生平

  杨慎自幼聪颖,十一岁即能作诗。十二岁,写成《古战场文》,众人皆惊。进京后,写《黄叶诗》,为李东阳所赞赏,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。明武宗正德六年(1511)中式辛未科殿试一甲第一名(状元),赐进士及第,授翰林院修撰。正德十二年(1517)八月,武宗微行出居庸关,杨慎上疏抗谏,被迫称病还乡。

  此外,杨慎的父亲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——内阁首辅杨廷和。

  明世宗即位,被召至京师,任经筵讲官。嘉靖三年(1524),“大礼议”爆发,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顺门,撼门大哭,自言“国家养士百五十年,仗节死义,正在今日。”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,当场杖死者十六人。十日后,杨慎及给事中刘济、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,再次遭到廷杖。杨慎、王元正、刘济都被谪戍。

  杨慎动身前往戍地云南永昌卫。从前其父廷和当国之时,曾经裁撤锦衣卫冗员,有怀恨在心者趁机埋伏在途中,伺机加害杨慎。杨慎有所准备,处处小心。驰骋万里,到达云南之后,几乎一病不起。

  两年后,杨廷和生病,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,其父病愈后又返回永昌。不久,率家奴协助平定寻甸安铨、武定凤朝文叛乱。嘉靖八年(1529),杨廷和病逝,杨慎获准归葬其父。此后,或暂回四川,或在云南省城,或停留于永昌,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。

 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,对杨廷和、杨慎父子极其愤恨,常问及杨慎近况,大臣则回答杨慎“老病”,世宗才稍觉宽慰。杨慎听闻此事,更加放浪形骸。常纵酒自娱,游历名胜。《乐府纪闻》称他“暇时红粉傅面,作双丫髻插花,令诸妓扶觞游行,了不为愧。”终世宗一世,六次大赦,杨慎终不得还,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,但无人敢受理。杨慎年近七旬时,曾返回泸州短住,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。嘉靖三十八年(1559)七月,卒於戍地。明穆宗隆庆初年,追赠光禄寺少卿,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宪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  喜藏书。早年,明司礼监大藏经厂,贮列朝书籍甚富,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。据传曾攫取数册《永乐大典》据为己有。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,戏以窃书之名。家有“双桂堂”,为读书、贮书之所。曾编撰有《杨氏书目》,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《笠泽堂书目》中有记载。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,将他与杨士奇、吴宽、茅坤、宋濂等并列。著述多至100余种,李调元刊《函海》时,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。重要结集有《升庵集》散曲有《陶情乐府》。

点击查看详情

文史创作

  杨慎存诗约2300首,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。因他居滇30余年,所以“思乡”、“怀归”之诗,所占比重很大。他在被谪滇时,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,所作的《江陵别内》表现别情思绪,深挚凄婉。《宿金沙江》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:“岂意飘零瘴海头,嘉陵回首转悠悠,江声月色那堪说,肠断金沙万里楼。”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,衬出离愁的痛苦。

  他临终前所作《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》诗:“七十余生已白头,明明律例许归休。归休已作巴江叟,重到翻为滇海囚。”叙述自己因病归蜀,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,深为感人。

 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。《海口行》及《后海口行》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,借疏海口占田肥私。他在诗中指出,“疏浚海口银十万,委官欢喜海夫怨”,并呼吁“安得仁人罢此宴,亿兆歌舞如更生”。他在《观刈稻纪谚》中托老农之语,说“乐土宁无咏,丰年亦有歌。惟愁军饷急,松茂正干戈”。表现了农民遇丰年,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。其他如《宝井篇》、《滇池涸》等,也是此类作品。

 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。他叙写云南风光,描绘祖国山河,颇有特色。《海风行》写了下关的风:“苍山峡束沧江口,天梁中断晴雷吼。中有不断之长风,冲破动林沙石走。咫尺颠崖迥不分,征马长嘶客低首。”气势雄伟,有雷霆万钧之力。而《龙关歌》:“双洱烟波似五津,渔灯点点水粼粼。月中对影遥传酒,树里闻歌不见人。”写洱海夜色,渔舟灯火,月映水波,细腻清新。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,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,在此吟出了名句《夜宿泸山》:“老夫今夜宿泸山,惊破天门夜未关。谁把太空敲粉碎,满天星斗落人间”。此外,杨慎又有描述、歌颂历史英雄、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,其中也不乏佳作。

 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,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,能别张垒壁。他广泛吸收六朝、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,形成他“浓丽婉至”的诗歌风格。如《滇海曲》12首、三峡《竹枝词》9首,描绘山川风情,颇得乐府遗韵。他的《垂柳篇》,深具初唐风范。《于役江乡归经板桥》:“千里长征不惮遥,解鞍明日问归桡,真如谢姚宣城路,南浦新林过板桥。”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,情致绵细,别出新境。杨慎又广为采揽“桑间濮上”的民歌的长处,以丰富自己诗作。如《送余学官归罗江》,全用绵州民歌,后缀四句送行语,构思新颖,别致清新。杨慎对文、词、赋、散曲、杂剧、弹词,都有涉猎。他的词和散曲,写得清新绮丽。如(浪淘沙)“春梦似杨花”一首,描写细润,言辞华美流畅。散曲(驻马听)《和王舜卿舟行之咏》,写月下舟行幽景,江天一色,月光如水,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,意境优美,记叙细微。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《二十一史弹词》,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,文笔畅达、语词流利,广为传诵。他的散文古朴高逸,笔力奔放。《汉杂事□辛》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,不见鄙秽。他早年的疏奏《丁丑封事》,规劝正德皇帝“偏听生□,独任成乱”,以“古之圣人必谋于众”相谏诫,情挚意切,时婉时激。他的《新都县八阵图记》、《碧□精舍记》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。另外他还著有《宴清都洞天玄记》、《太和记》、《割肉遗细君》等杂剧。

  《谭苑醍醐》八卷亦皆考证之语,与《丹铅录》大致相出入,而亦颇有异同。引《水经注》载诸葛亮表云:“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,司马懿因渭水涨,攻琰营,臣作桥越水射之。桥成,遂驰去”。此事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不载,可补史阙。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,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,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;反对诗史说;偏爱李白,亦好杜甫,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。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,历引其《上裴长史书》与《悲清秋赋》及诸诗句,以证《唐书》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,如此之类,考订辨论,亦多获新解。

点击查看详情

著述管窥
小学:《古音》七书、《丹铅》诸录、《六书博证》等。
经学:《升庵经说》、《易解》、《檀弓丛训》等。
文学:《升庵诗话》、《艺林伐山》、《绝句衍义》、《画品》、《全蜀艺文志》等。
史地:《云南山川志》、《南诏野史》等。
诗词:《升庵诗集》、《升庵长短句》、《陶情乐府》等。
编纂:《古今风谣》、《古今谚》、《丽情集》等。

点击查看详情

评价


  李贽在《续焚书》中说: “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,人品俊伟,然得弟读之,益光彩焕发,流光百世也。岷江不出人则已,一出人则为李谪仙、苏坡仙、杨戍仙,为唐代、宋代并我朝特出,可怪也哉!” 李贽恨不得“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……俨然如游其门,蹑而从之”。(《读《升庵集》》
  袁宏道:“人有言曰:‘胸中无万卷书,不得雌黄人物。’然书至万卷,不几三十乘乎?除张司空外,更几人哉。吾于汉刘向、唐王仆射、宋苏子瞻见之,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,吾于杨升庵、李卓吾见之。”(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五十五)
  王夫之称杨慎诗“三百年来最上乘”。(王夫之《明诗评选》卷五)
  周逊《刻词品序》中称他为“当代词宗”。
  王世贞:“明兴,称博学、饶著述者,盖无如杨用修。”
 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,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,经过校对订正,编辑成《升庵外集》一百卷,刻板传世,并在《升庵外集题识》中盛赞道:“明兴,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。”
  顾起元在《升庵外集序》中说:“国初迄于嘉隆,文人学士著述之富,毋逾升庵先生者。”李慈铭:“有明博雅之士,首推升庵;所著《丹铅录》、《谭苑醒酬》诸书征引该博,洵近世所罕有。”
  胡薇元《岁寒居词话》说:“明人词,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。”
  钱允治《类编笺释国朝诗余》选杨慎词达118首,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。
  《明史·杨慎传》:“杨慎博物洽闻,于文学为优。”
 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:“慎以博洽冠一时,其诗含吐六朝,于明代独立门户。”
 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,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:“明朝文集极多,好者亦寥寥……如杨升庵、李空同集,极佳。”(《朱舜水集》卷十一《问答三》) 小宅生顺问:“扬雄、司马氏鸣汉家,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,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?”朱之瑜回答说:“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……”(《朱舜水集》卷十一〈问答四〉)
  简绍芳〈升庵先生年谱〉说:“公颖敏过人,家学相承,益以该博。凡宇宙名物之广,经史百家之奥,下至稗官小说之微,医卜技能、草木虫鱼之细,靡不究心多识。……平生著述,四百多种…学者恨未睹其全也。”顾起元《升庵外集序》说:“文人学士著述之富,无逾升庵先生者。至其奇丽奥雅,渔弋四部七略之间,……唐宋以来,吾见罕矣。”
  纪昀更赞曰:杨慎“可以位置郑樵、罗泌之间,其在有明,固铁中铮铮者矣。”
  近现代的陈寅恪说:“杨用修为人,才高学博,有明一代,罕有其匹。”


  陈耀文,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,特作《正杨》一书,指出《丹铝》诸录中的150条错误。万历年间,胡应麟仿杨慎《丹铅录》而作《丹铅新录》、仿杨慎《艺林伐山》而作《艺林学山》,一面订正杨氏笔误,指出:“千虑而得间有异同,即就正大方”;一面不满于陈耀文“哓哓焉数以辨其后”,自以为“求忠臣于杨氏之门,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”。
  胡氏此举,被“时人颜曰《正正杨》”,朱国桢对之评曰:“(自)有《丹铅录》诸书,便有《正杨》、《正正杨》,辨则辨矣,然古人古事古字、彼书如彼、彼书如此,原散见杂出,各不相同,见其一未见其二,哄然相驳,不免为前人暗笑。”迨于清世,四库馆臣既说:“慎于正德、嘉靖之间,以博学称,而所作《丹铅录》诸书,不免瑕瑜互见,真伪互陈”,又说:“耀文考证其非,不使转滋疑误,于学者不为无功。然衅起争名,语多攻讦,丑词恶谑,无所不加,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《新唐书》者,亦不至是,殊乖著作体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,一一加以考评,虽承认杨慎“博洽冠一时”,《丹铅》诸作“疏殊虽多,而精华亦复不少”,但就总体言之,还是站在正统立场,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,如说他“好伪撰古书,以证成己说”,责他“取名太急,稍成卷帙,即付枣梨, 为编,只成杂学”等等。由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为官修之书,故自面世流传后,杨慎即长期被冷落,一直不被重视。流风余波所及,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、中国思想史著作中,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。

点击查看详情

儒学思想

 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着“重虚谈”、“多议论”、“学而无实”、“学而无用”的弊端。
  杨慎说: 骛于高远,则有躐等凭虚之忧;专于考索,则有遗本溺心之患。故曰:“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”。故高远之弊,其究也,以六经为注脚,以空索为一贯,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,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,所谓其高过于大,学而无实,世之禅学以之。考索之弊,其究也,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,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,如华藻之绘明星,伎儿之舞呀鼓,所倡其功倍于(而效)小,学而无用,世以俗学以之。
  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,本为《中庸》所谓,但宋儒中,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,提倡研读经传,一依圣贤遗教去做,有偏重于“道问学”的倾向,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;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,求诸本心,认为“学苛知本,‘六经’皆我注脚”,有“尊德性”的倾向,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。自南宋朱、陆相争以来,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,“宗朱者诋陆为狂禅,宗陆者以朱为俗学,两家之学各成门户,几如冰炭矣”。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,诚如程敏政所说:“朱、陆之辨,学者持之至今。……其流至于尊德性、道问学为两途,或沦于空虚、或溺于训诂,卒无以得真是之归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。”
 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、陆都进行了批评,指出陆学之弊在于“以空索为一贯”,趋简凭虚而入于禅,“学而无实”;朱学之弊在于“以杂博相高”,遗本溺心而流于俗,“学而无用”。在他看来,“经学之拘晦,实自朱始”,“新学(此指象山心学)削经铲史,驱儒归禅”,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。这样,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。
  对于当世流行的“道学”(即理学)和“心学”,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。他说:“道学、心学,理一名殊。明明白白,平平正正,中庸而已矣。更无高远亢(言)妙之说,至易而行难,内外一者也。被之所行,颠倒错乱,于人伦事理大戾。顾巾衣诡服,阔论高谈,饰虚文美观而曰:吾道民、吾心学,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,以求所谓禅悟。此其贼道丧心已甚,乃欺人之行、乱民之俦,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,何道学、心学之有?”他认为儒学本是“明明白白,平平正正”,“内外一者也”,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“道学”、“心学”,尽管名称不一,形式有异,而其实都是只知“阔论高谈”、“虚饰文词”,只说不行,“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”的空洞无用之物。其恶果,一是欺世,二是乱民,故皆为“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”。如此之“道学”、“心学”,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。

  指出心学“削经铲史,逃儒归禅”,同时又明确点示理学同禅学也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  如其指出朱熹《中庸章句》所引程颐“活泼泼地”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,他说余尝评之曰:《说文》之解字,《尔雅》之训诂,上以解经、下以修辞,岂不正大简易。……至宋时,僧徒陋劣,乃作语录;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……欲求易欲,反为难知;本欲明经,适以晦道矣!甚者因陋就简,以打乖筋斗入诗章,以闭眼合眉入文字,曰:我所述程朱之说,道理之谈,辞达意而已,不求工也。噫,左矣!这里所说的“以打乖筋斗入诗章,以闭眼合眉入文字”是陈献章(白沙心学)所为。可见,在杨慎看来,“学禅家”而导致儒学之“理”难知,圣道几晦,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。
  此外,杨慎认为,庄子所谓“六合之外,圣人存而不论”乃切要之言,丘长春所谓“世间之事尚不能究,况天下之事乎”乃正论。而邵雍、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,实为“妄说”。他说:“古论天文者,宣夜周髀浑天之书,甘石洛下闳之流,皆未尝言。非不言也,实所不知也。若邵子、朱子之言,人所不言,亦不必言也;人所不知,亦不必知也。……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,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?且圣贤之‘切问近思’,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?”(31)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,指出朱熹对《中庸》所谓“鬼神为德”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,曰:“宋儒解‘鬼神’二字,支离太甚,既以‘二气’言,又以‘造化’言;……既曰‘人物’,又曰‘造化之迹’。则有形有声,视之可见,听之可闻矣,岂不与《中庸》背驰矣?且《中庸》一书,本是平常之理,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,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?……故朱子引程、张‘二气’、‘良能’、‘造化之迹’诸说,移以解《易》之‘鬼神’则可,解《中庸》之‘鬼神’则不可。”所以,杨慎讥笑宋儒“杂博”、“支离”、“割裂”,如同“伎儿之舞迓鼓”,既“无古人之学,而效古人之言,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”。(33)如此,不流入禅,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,又怎么可能呢?

  擒贼先擒王,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。
  杨慎不仅从学术、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,如在《陈同甫与朱子书》中讥朱熹自立门户,在《文公著书》中责朱熹“违公是远情”,在《俗儒泥世》里中斥朱熹“迂”,在《大招》、《禹碑》、《大颠书》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,在《圣贤之君六七作》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。如何等等,难以详述,而且,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:朱熹之学“失之专”,“失之专者,一骋意(己)见,扫灭前贤”,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,否定汉唐诸儒经说,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,而后儒不察,‘失之陋’,‘失之陋者,惟从宋人,不知有汉唐前说也’,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:“高者谈性命,祖宋人语录;卑者习举业,抄宋人之策论”。这必然要导致“经学之拘晦”。

  对明代中后叶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有所批判。
 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《六经》“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,实心之所发”的话,职责陈献章“六经皆虚”论实“非圣人之蕴”,乃“佛者幻妄之意”。他说:“儒教实,以其实天下之虚;禅教虚,以其虚天下之实。陈白沙诗曰:‘六经缘在虚无里’,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,岂儒家之学哉!”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“霸儒”、“儒枭”,批评其以儒为表、以佛为里,证性见心、“驱儒归禅”,背叛了儒家的经义,说:“迩者霸儒创为新学,削经划史,驱儒归禅,缘其作俑,急于鸣俦, 俾其易人,而一时奔名走誉者,……靡然从之。”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“靡然从之”作了分析,引其友之语道: 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,尝论讲学之异曰:“宋儒‘格物致知’之说,久厌听闻,‘良知’及‘知行合一’之说一出,新人耳目。如时鱼鲜笋,肥美爽口,盘肴陈前,味如嚼冰,蚁而厌饫,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。又如真旦看厌,却爱装旦;此北《西厢》听厌,乃唱南《西厢》。观听既久,依旧是真旦、北《西厢》出也。公多与辩,但徐徐俟之。”
  在《云南乡试录序》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,鼓倡“心即理”、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,谓:“今士习何如哉!其高者凌虚厉空,师心去迹,厌观理之烦,贪居敬之约,渐近清谈,遂流禅学矣。卑焉者则掇拾丛残,诵贯酒魂,陈陈相因,辞不辨心,纷纷竞录,问则口,此何异叟诵诗、阍寺传令乎?究高者既如此,卑论者又如此,视汉唐诸儒且恧焉,况三代之英乎!”

点击查看详情

关闭
关闭
关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