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轶事典故

古玩丑闻

  在《这个世界会好吗—梁漱溟晚年口述》中,梁漱溟披露了康有为两件关于古玩的丑闻:一件是,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,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,后被人发现并追回。还有一次,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“借”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,试图据为己有。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,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。

牛教问答

  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初,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林讲学。当年开春三月,康有为从桂林由陆荣廷的老上司、师爷唐景崧、岑春煊的介绍前来明秀园拜会陆荣廷,期间在园内的“别有洞天”亭中举行了私人宴会。一次酒过三巡,康有为抬头看着亭子支架上挂的书有“别有洞天”的牌匾,打趣地问道:“‘洞天福地’是道教徒的热门熟语,您到底信道教,还是信佛教?”陆荣廷也望了望那块牌匾,摆摆手笑道:“我既不信道,也不信佛,就是当地人信奉的师公,我也不信!我只信牛教!”康有为感到奇怪,忙问:“世界上哪有什么牛教?!这到底是什么宗教呀?”陆荣廷郑重其事地回答:“牛教呀,是我陆荣廷在龙州时创造的。”康有为更感诧异地用广东话问道:“您创造这牛教,点解呢?”陆荣廷又哈哈大笑了起来,喃了一首壮语山歌做解释。康有为洗耳恭听,莫名其妙,又用广东话说道:“唔知!唔知!”陆荣廷接着也用不甚标准的广东话说:“有乜嘢难知嘅!”然后马上用柳州话接着说:“这首山歌说的是:牛有四个胃,体壮力很强,干生全咬碎,消化不慌忙嘛!”康有为哈哈笑了起来,说:“这是民间歌谣,不是什么宗教嘛!”

  接着,陆荣廷脸色有点严肃,一本正经地说:“说实话,我陆荣廷是个大老粗,世界的事懂得少,什么宗教不宗教,我一窍不通,我只看到农民养的耕牛本事大,干草、枯草、嫩草、老根一起吞下肚子里去,饱了就蹲在树荫下慢慢再吐出来,七咬八嚼,再吞下肚里消化它,不也有力得很吗?”他停了停,接着说,“孙中山先生派人来找我,教我实行三民主义;梁启超前不久也来找我,叫我搞什么造反主义;现在您来找我,教我大搞什么改娘主义。”

遗诏谎言

  康有为身上有一个大谎言,就是所谓的“衣带诏”。此衣带诏是光绪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,上面有“尔其与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”等语。后来康有为说,是他受此“衣带诏”。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,死无对证。他想不到的是,杨锐被杀后,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,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,带回老家,后来又拿出来。皇帝的手书,是铁证,伪造不了。“衣带诏”之事大白于天下。但是康有为却逃到海外,以“衣带诏”等事欺世而盗名,敛了很多财。

中日合邦

  戊戌变法失败后,康有为提出了荒唐的“中日合邦”。康有为早在《自编年谱》中并不讳言:“(我当时)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,定稿极
详,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,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。”同时,康有为还曾让其心腹杨深秀向光绪上奏,建议“我皇上早定大计,固结英、美、日本三国,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,诚天下苍生之福矣”。

  较明确透露“合邦”之具体内容者,乃康党骨干宋伯鲁之奏折。奏折称:“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,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,道其来意,拟联合中国、日本、美国及英国为合邦,共选通达时务、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,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,别练兵若干营,以资御侮。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、名震地球之重臣,如大学士李鸿章者,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,与之商酌办法,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,必能转祸为福,以保乂我宗社。”

  所谓“选通达时务、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,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”,意即参与“合邦”之国,其现存政府架构完全作废,须另由康有为、李提摩太、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,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、军事、财政、外交等一切事务。

晚年婚姻

  康有为落魄上海,天天狎妓,却无钱偿嫖资。久而久之,让妓家知道了,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,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,就往广东逃。上船之日,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,搜了半天找不到。开船后,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,大惊,呼众人来看,正是康有为先生。后来,有人写诗讽之:“避债无台却有舟,一钱不值莫风流”。民国七年(1918年)春夏畅游杭州。这位“圣人”竟“挟妓游湖”,并乘兴做诗一首,开头便是“南妆西子泛西湖,我亦飘然范大夫”。把妓女比作西施,自己比作范蠡,一时被传为笑柄。康有为泛湖闲游,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,疑是西施再世。经打听此女叫张光,年仅18岁,尚未婚配。康赶紧托人提亲,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,婉言相拒。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,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。民国八年(1919年),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,亲朋好友尽皆道贺,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,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