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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。

  一、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。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,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,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。思廉承旨而撰梁、陈二史,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。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,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。

  《陈书·何之元传》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,并录其《梁典序》,称何“屏绝人事,锐精著述,以为梁氏肇自武皇,终于敬帝,其兴亡之运,盛衰之迹,足以垂鉴戒,定褒贬”。“垂鉴戒”,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;“定褒贬”,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,力图“敦励风俗”。

 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,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。他为良吏立传,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。如《庾荜传》叙其生活俭朴,为官廉洁;《沈瑀传》叙其执法严明;《孙谦传》叙其体恤民情,重视生产;《何远传》叙其抑富扶贫。为“悖逆”之人立传,均置于全书末尾,以示贬斥。

  二、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,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,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。他认为,历史是发展的,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,“夫道不恒夷,运无常泰,斯则穷通有数,盛衰相袭”,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。他在《梁书》的第一篇史论中,就鲜明指出,梁之亡国,“虽历数斯穷,盖亦人事然也”。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,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。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,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,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,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,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。陈太建九年(577),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,被周军打败,“众军皆溃”,明彻被俘,病死于长安。姚思廉认为,“金陵虚弱,祯明沦覆,盖由其渐焉”。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,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。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,但思廉能够认识到,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,属于人事问题,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。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。他指出,陈宣帝初即位时,命将出师,开拓土宇,取得很大成功。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,“享国十余年,志大意逸,吕梁覆军,大丧师徒矣。江左削弱,抑此之由”。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,如论述侯景、王伟成篡盗之祸,在《陈书·后主纪》述陈亡原因,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,这说明,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,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