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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特色

吟咏山光水色
  厉鹗一生创作了许多以山水为题材的诗词。一部《樊榭山房集》,几乎可以说是“十诗九山水”。从题材分类的角度来说,我们可以称他为山水诗人。张世进在《哭樊榭二首》诗中写道:“当代风骚手,平生山水心。”全祖望评价厉鹗的诗:“最长于游山之什,冥搜象物,流连光景,清妙轶群。”这些诗文准确地指出了厉鹗诗词创作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就。
  厉鹗的诗词创作为什么会出现山水诗最多,成就最大的特色呢?这与他的生活环境、思想性格、人生经历密切相关。
  厉鹗的家乡钱塘(今杭州),是著名的风景城市,享有人间天堂之誉。厉鹗自称:“平生湖山邻。”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厉鹗提供了观赏山水的有利条件,拨动了他山水诗创作的心弦。《樊榭山房集》卷1第二首诗就是一首山水诗,名为《游无门洞》,是厉鹗23岁时的作品。据《西湖游览志》记载:黄龙洞,又名无门洞。宋时,有僧慧开字无门,自黄龙山来居此。有石碜砑不合如蛎,忽雷声震地,划然出泉,色绀而冽,人以为龙随锡出,因此得名。《杭州府志》记载:无门洞在千人洞上百步,峭石巉岩,壁立数仞,可视不可登。洞深丈余,左右镌罗汉十六。平坡石磴,可坐十余人,视下如在浮云中。厉鹗在《游无门洞》诗中写道:“阴窦绝曦景,石雨垂痴龙。白云懒不收,缭绕东岩松。定僧涌壁像,海众惊灵踪。藤花拂又落,螟闻烟际钟。”寥寥数语,勾勒出无门洞的独特风光,使读者如临其境,浮想翩翩。
  紧接着,年轻的厉鹗又作了《花坞二首》。据《杭州府志》记载:花坞近杨梅坞,以花多得名。地绝幽邈,多古庵。厉鹗在诗中吟道:“法华山西山翠深,松篁蒙密自成阴。团瓢更在云深处,惟有樵风引磬音。白练鸟从深竹飞,春泉净绿上人衣。分明孟尉投金濑,吟到日斜犹未归。”此诗既描绘了花坞的幽妙景致,又提到了溧阳尉孟东野。据史书记载,孟东野,贞元中,授溧阳尉。溧阳昔为平陵县,南五里有投金濑,濑东八里许,道东有故平陵城,周千余步。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,而草木势甚盛,率多大栎,合数夫抱,丛筱蒙翳,如坞如洞。地洼下积水沮洳,深处可活鱼鳖。大抵幽邃岑寂,气候古澹可嘉,除里民樵夫外,无入者。孟东野得之,喜而忘归,或比日,或间日,乘驴领小吏,径蓦投金濑一往。至则阴大栎,隐丛筱,坐于积水之旁,苦吟到日西而还。厉鹗游览花坞,诗兴勃发,遥思孟尉,吟咏忘归。“分明孟尉投金濑,吟到日斜犹未归。”就是他本人钟情于山水,陶醉于吟诗的真实写照。
  由于出身贫穷,人又孤瘦枯寒,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厉鹗灰暗消极的心理。少年时险被“寄以僧舍”的经历,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,埋下了隐逸避世的种子,加深了他的孤僻个性。他从来没有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豪迈气概,也没有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乐观自信。虽然他也象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,在科举的道路上艰难跋涉,但绝没有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强烈愿望。他既无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,也缺乏行政才能,又不谐于俗,于世事绝不谙,不能随俗俯仰,好率意而行,这就使他难以进入仕途。
  厉鹗本来就热爱自然,性雅好游,23岁时,在《疏寮集序》中自称:“遇一胜境,则必鼓棹而登。足之所涉,必寓诸目;目之所睹,必识诸心。”科场受挫之后,厉鹗的“宦情”日益淡漠,更加向往自然。正如他在诗中所吟:“性拙见山喜,匹如故疾失。” “余拙谢百事,抱影自空村。”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,在山光水色之中,他感到舒心惬意,文思泉涌,挥毫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篇。登山涉水,吟咏风光,给厉鹗带来了极大的乐趣。他“毕生以觅句为自得”,并决心在诗学上有所建树。他在诗中吟道:“力将陶谢追风雅,耻共金张较瘦肥。”就是这种志向的表露。
  辞别科场,厉鹗来到了扬州,馆于小玲珑山馆。马氏兄弟“以古书、朋友、山水为僻”,对他礼为上宾,热情款待。他们一同游览山水,吟风弄月,其乐融融。这就为厉鹗的山水诗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。
  几十年来,厉鹗往来于钱塘、扬州之间,靠坐馆和朋友接济维持生活。他的一生,虽然清贫,但也清闲,入世不深,游踪不广,接交有限。其山水诗,以写浙江名胜为多,最突出的是刻划杭州的自然风光。
  厉鹗吟咏杭州山水的诗篇,数量繁多,范围广泛。杭州的山山水水,一花一木,几乎所有的景点风物,各个时节的变幻之美,都成为厉鹗描绘的对象。尤其是西湖、西溪一带的万般景色、迷人风光,全都进入了厉鹗的诗词之中。很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景物,在厉鹗的诗中露出容颜;很多前人已经题咏过的景物,在厉鹗的诗中展现新彩。在历代吟咏杭州风景的无数山水诗人中,厉鹗的成就引人瞩目。
  厉鹗的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宗宋。具体表现为专法宋人,好用宋代典故。诗法宋人,这在清代前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。这不仅仅是诗学趣尚问题,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现象。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,使汉族士人很容易想起被蒙元所灭的大宋王朝。宋诗在元明两代被冷落之后,于清初极受推崇,与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应的民族情绪是分不开的。在清人看来,宋诗不仅是一种与唐诗有别的诗学范式,而且是历史上同样被“夷狄”征服的王朝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。他们对宋诗的情有独钟,既出于刻骨铭心的故国之思,也有同病相怜的类比联想。而浙江人身处南宋故都与六陵所在之地,“一举目皆故迹”,对宋代文化又有特殊感情。因此,浙江诗人不约而同地转向宋诗,形成以宗宋为基本特征的浙派。
  浙派之称,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浙派,自黄宗羲创始,历经康雍乾三朝,前后百有余年,涉及诗人数以百计,大小名家数十人。狭义的浙派,如袁枚等人所云“浙派”,专指以厉鹗为首的杭州诗人群体。厉鹗既是狭义浙派的奠基人,又是广义浙派中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。
  清代诗人的宗宋,大都是学习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等大家。而厉鹗所学主要是南宋永嘉四灵,旁及姜夔。因此,厉鹗的诗歌格局狭小,风味清幽。同样是描写杭州风景,厉鹗即不象苏轼那样反映得开阔潇洒,而是善于刻划小境界。如其《理安寺》:“老禅伏虎处,遗迹在涧西。岩翠多冷光,竹禽无惊啼。僧楼满落叶,幽思穷板跻。穿林日堕规,泉咽风凄凄。”沈德潜评价此诗为:“寒翠欲滴,野禽无声,非此神来之笔不能传写。”诗歌状景的确很工,但写得幽敻清冷,其境界是一种出世者的静僻的境界。
  厉鹗写山,大多不采用鸟瞰的角度,不是描绘山的外形与气势,而是采用特写的手法,深入山中,细致刻划山内一处处局部情景,以独具慧眼的发现,独具特色的语言,营造出独特意境,表达其独特感受。
  请看他的《晓登韬光绝顶》,“入山已三日,登顶遂真赏。霜磴滑难践,阳崖曦乍晃。穿漏深竹林,冷翠引孤往。冥搜灭众闻,百泉同一响。蔽谷境尽幽,跻颠瞩始爽。小阁俯江湖,目极但莽苍。坐深香出院,青霭落池上。永怀白侍郎,愿言脱尘鞅。”
  韬光峰位于杭州灵隐寺西北,因唐代高僧韬光在此结庵说法而得名。据史书记载,韬光本为蜀人,后辞师出游。师嘱之曰:“遇天可前,逢巢即止。”当他游至灵隐山巢沟坞时,担任杭州剌史的是白居易。白居易,字乐天,著名诗人。韬光悟道:“此吾师之命也。”遂于巢沟坞结庵,与白乐天为友,时常唱和。
  厉鹗此诗描写了晓登韬光绝顶的情景。他在入山三日之后,于清晨向绝顶攀登。身在山中,移步换景。途中所见,霜磴道滑,晨曦拂崖,光透竹林,流泉吟唱,好一个幽静清寂的境界。登上峰顶,爽快无比。俯视江湖,极目莽苍。遥想当年,白居易的形象浮现在眼前,白居易的诗句回响在耳边:“纷吾何屑屑,未能脱尘鞅。”于是,厉鹗便以点睛之笔作为此诗的结束:“永怀白侍郎,愿言脱尘鞅。”表达了自己要摆脱世俗束缚的意愿。
  厉鹗还善于描写夜色中的山林景致。例如,《宿龙门山巢云上人房》:“山楼出树抄,夜宿万山中。虎啸不惊定,钟声疑在空。背窗栖鸟影,灭烛听松风。明日寻阶水,应添十二筒。”龙门山位于钱塘之西,俗名小和山。诗人来到此山,夜宿僧房。深山密林,夜色深沉,万籁俱寂。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,诗人凭听觉感受着大自然的别样风韵。“虎啸”、“钟声”、“松风”,声声入耳。山林之夜,静谧幽妙,诗人心内,万虑俱消。
  厉鹗笔下的雨后之山,更是别具清幽。例如《雨后坐孤山》:“林峦幽处好亭台,上下天光雨洗开。小艇净分山影去,生衣凉约树声来。能耽清景须知足,若逐浮云愧不才。谁见石阑频徒倚,斜阳满地照青苔。”孤山,孤峙于杭州西湖的里湖与外湖之间,林峦幽美,亭台秀丽,湖平如镜,上下天光。“雨洗”之后,更是如诗如画,清丽绝尘。轻便的小艇分载去秀丽的山影,飘动的衣襟约来阵阵树声。诗人沉浸在雨后孤山的清幽景色之中,凭栏观赏,知足常乐,不屑于追逐浮名。
  厉鹗写水也极具特色。如《秋夜听潮歌寄吴尺凫》:“城东夜月悬群木,汹汹涛声欲崩屋。披衣起坐心茫茫,秋来此声年复年。壮心一和《小海唱》,二毛不觉盈吾颠。胸中云梦吞八九,要挽天河ju(?#93;+斗)北斗。倏忽晴空风雨来,杳冥水府神灵走。时哉会见沧溟立,自是乾坤有呼吸。轩辕张乐万耳聋,洞庭天远鱼龙泣。须臾声从静里消,一?(草字头下加大,加虫)独语星萧萧。天明作歌寄吴子,想子中宵亦听潮。”此诗构思巧妙,主要从听觉角度渲染钱唐潮的声威与气势,并写出潮水来去的不同声响,和诗人的心态变化。潮水来时,汹汹涛声欲崩屋;潮水去时,一(?)独语星萧萧。诗人由披衣起坐心茫茫,变为壮心一和《小海唱》。
  由于阅历的限制,特别是审美情趣偏于柔美,因此,厉鹗的写水之作,更多的是宁静秀美的湖景。例如《晓至湖上》:“出郭晓色微,临水人意静。水上寒雾生,弥漫与天永。折苇动有声,遥山淡无影。稍见初日升,三两列舴艋。安能学野凫,泛泛逐清景。”此诗用清凉的晨雾,清淡的远山,清澈的湖水,清灵的野凫,构成一幅清新宜人的晓湖之景。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,愿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。
  夜色中的湖景则是另一番景象。如《春湖夜泛歌》:“晴湖不如游雨湖,雨湖不如游月湖。同时看月兼听雨,二事难得鱼熊俱。沙外登舟棹徐发,天融山暖云初活。水月楼边水月昏,烟水矶头烟水阔。尊前绿暗万垂柳,月痕似酒浮鹅黄。一片蛙声遥鼓吹,四围山影争低昂。此时坐上各无语,流云走月相吞吐。欲润冥冥堤上花,故洒疏疏篷背雨。合成芳夜销金锅,繁华千古随逝波。谁把长桥短桥月,谱入吴娘暮雨歌。雨止依然月不见,空里湖光白如霰。归向龙宫枕手眠,粥鱼初唤流莺啭。”
  这是一首描绘春夜游湖的诗,展现了西湖的变幻之美,表达了诗人的独特感受。春风徐徐,湖水荡漾,诗人登舟,夜游西湖。杨柳轻拂湖面,月儿穿云破雾,蛙声此起彼伏,山影时高时低。忽然,天空中飘飘洒洒,下起了疏疏春雨。雨水轻轻地滴落在船篷之上,默默地滋润着堤上花木,西湖笼罩在迷蒙清幽之中。雨过之后,湖光洁白如霰。诗人欣喜地感到,自己意外地享受到了同时看月兼听雨,鱼与熊掌俱得之的乐趣。记得元人周密曾经说过:“西湖天下景,朝昏晴雨,四序总宜,杭人无时而不游,而春游特盛焉。……日糜金钱,靡有纪极,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。”西湖的变幻奇观,杭谚的销金锅儿之号,使诗人感叹“繁华千古随逝波”。
  上述可见,厉鹗的山水诗,所写不仅仅是风景画,而是对山光水色的欣赏,对人生世事的感悟。诗中有画,画中有人,人有所思,值得回味。

抒发思古幽情
  厉鹗不仅热爱自然,向往野逸,而且喜欢观赏古物,既爱那历尽沧桑、古朴斑驳的文物之美,也爱由此引发的思古幽情和远离现实的超脱之感。因此,他的诗歌创作中,有许多怀古咏物之作。
  《樊榭山房集》卷1第一首诗就是《金寿门见示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》,诗中写道:“嗜古金夫子,贪若笼百货。墨本烂古色,不受寒具涴。便续金石录,明诚不是过。钟铭最后得,斑驳岂敢唾。照眼三百字,字字蟠螭大。抚迹思景云,往事去无那。初翦桑条韦,柘袍受朝贺。范钟崇玉清,构炭飞廉佐。九乳器未亡,雄词厌寒饿。装比李仙丹,征句迭唱和。无虚奚足称,懋绩于此堕。吾思景钟铭,天笔滥传播。”
  据史书记载,西安府学宫,唐宋之碑林立,俗称碑洞。长安县有景龙钟铭,为唐睿宗于景云二年(711年)所书。因离洞较远,而拓者必塞其内空,缘梯而上,乃可椎刷,故罕传于世。厉鹗看到好友金农所藏的钟铭拓本后,兴奋地写下了这首诗,既讲了金农的嗜古之好,收藏之妙,又描述铭文“照眼三百字,字字蟠螭大”,并感叹道:“抚迹思景云,往事去无那。”
  《樊榭山房集》卷1中,还有一首《过宋通问副使朱公少章墓》:“突兀残碑立古阡,行人犹记绍兴年。青衣已见君王辱,白发何期使节旋。老泪冰天他日恨,遗闻曲洧至今传。一抔筑并花宫地,夕呗晨钟更惘然。”
  这是一首描写朱弁墓的诗。朱弁,字少章,徽州婺源人。宋朝靖康元年(1126年)冬,金军攻破东京(今河南开封)。次年四月初一日,金兵将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连同后妃、宗室、朝官等三千多人俘虏北去。开封的金帛、宝货、文物、图册也被金兵洗劫一空,北宋王朝覆灭。五月初一日,赵构在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登上帝位,开始了对剩下的半壁江山的统治。历史上称之为南宋。此后,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杭州。南宋政权建立之后,遣使问安宋徽宗、宋钦宗。朱弁出任通问副使,被金人扣留十余年。归后不久,即死于杭州。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,年轻的厉鹗过朱弁墓,目睹残碑,遥想当年,心潮难平,写下了这首诗。
  据《宋史》朱弁传记载,绍兴二年(1133年),金人遣宇文虚中来,言和议可成,当遣一人诣元帅府受书。还,虚中欲弁与正使王伦探决策去留,弁曰:“我来固自分必死,岂应今日觊幸先归?愿正使受书,归报天子。”伦将归,弁请曰:“古之使者,有节以为信。今无节有印,印亦信也。愿留印,使弁得抱以死,死不腐。”伦解以授弁,弁受而怀之,卧起与俱。绍兴十三年(1144年),和议成,弁得以归。厉鹗诗中的“突兀残碑立古阡,行人犹记绍兴年。”讲的就是这段历史。
  靖康之变时,宋徽宗、宋钦宗被迫以青袍易帝服,以常妇之服易二后之服。因此,厉鹗在诗中感叹道:“青衣已见君王辱。”
  绍兴五年(1136年),宋徽宗死于五国城(今黑龙江依兰),朱弁悲痛地写了一篇哀辞。
  辞中曰:“叹马角之未生,魂消雪窖;攀龙髯而莫逮,泪洒冰天。”另外,朱弁还撰有《曲洧旧闻》一卷。拜谒朱弁墓,想起朱弁的诗文,厉鹗深情地吟道:“老泪冰天他日恨,遗闻曲洧至今传。”
  宋人故居也受到了厉鹗的关注,并引发出这样的诗篇:《宝莲山是韩平原故宅》,“雾阁云窗付渺茫,平原事往径全荒。居人不识太师竹,风叶几枝摇夕阳。”]宝莲山,在吴山之北。韩平原,即南宋大臣韩侂胄。他是相州安阳(今属河南)人,字节夫,宋宁宗时执政13年,以枢密都承旨,加开府仪同三司,权位居左右丞相之上,后加封平原郡王,任平章军国事。嘉泰(1201—1204)中,他见金王朝已衰,力主乘机收复中原,请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。后又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申王,改谥“谬丑”,以打击投降派。开禧二年(1206年),请宁宗下诏出兵攻金。宋军初战获胜,旋以部署失宜而败。投降派乘机活动。次年被南宋政府杀害,后函首送至金廷。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,厉鹗游览宝莲山,想起这里曾是韩侂胄的故宅,如今面目全非,荒草掩径。感慨地吟道:“平原事往径全荒。” 韩侂胄善水墨竹石,所画大叶琅轩,自称“太师竹”。五百余年过去了,往事如烟,谁还记得“太师竹”?只有那青青翠竹,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摇曳,向诗人诉说着当年的故事。
  明朝人留下的物品,也引发过厉鹗的创作激情,《赵忠毅公铁如意歌》就是这类作品。赵忠毅公即赵南星。他是高邑人,字梦白,号侪鹤,别号清都散客。万历进士,官至吏部尚书,为东林党重要人物。天启中,宦官魏忠贤专权,政治腐败。赵南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,与之对抗,与邹元标、顾宪成号为三君。后谪戍代州,病死。追谥忠毅。他有一柄铁如意,上有八卦、河洛、云雷、星斗、五岳诸图象,和银镂铭文。铭云:“其钩无鐖,廉而不刿。以歌以舞,以弗若是折,唯君子之器也。赵南星。”
  厉鹗在诗中,首先对铁如意作了这样的描述:“铁花锈涩尺有咫,一朵冷云吹不起。四周银锓篆画严,古器曾经近君子。”
  接着,他对赵南星的生平事迹作了高度评价:“高邑赵公卓荦才,东林党籍标渠魁。要扶众正黜群小,不悟晚乃为身灾。高皇辛苦营九有,轻掷乾坤崔魏手。椓人假子满朝廷,岂独见泉竟无后?廷推祸伏三案根,遥遣荷戈出雁门。匹如祥麟在苑囿,猰貐梼杌驱之奔。击壶歌罢提携舞,北阙关心泪如雨。恨不亲将逆竖头,碎如王氏珊瑚树。力疏四害论四凶,愿铸禹鼎代天功。人间万事不如意,佳名真与奇觚同。”
  最后,面对着赵南星的铁如意,厉鹗激昂地吟道:“铁兮何清寒!乃是公之忠义肝;铁兮何突兀!乃是公之戍死骨。我购得此常卖家,传观四座寂不哗。若采铭文备史事,流传亿代可以箴官邪。”
  厉鹗还喜欢题咏古画,例如他曾写过一首《意林所藏宋徽宗鸜鹆图同确士作》。据史书记载,宋徽宗万机之暇,惟好书画,具天纵之妙,有晋、唐风韵。善墨花石,作墨竹紧细,不分浓淡,一色焦墨。尤注意花鸟,点睛多用黑漆,隐然豆许,高出缣素,几欲活动。书后用“天水”及“宣和”、“政和”小玺志,或用瓢印虫鱼篆文。其作品有许多散落民间,《鸜鹆图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厉鹗在诗中对这幅图作了生动的描述:“繁华如梦宣和事,仍在神宵自游戏。谁传真迹落人间?鸜之鹆之妙无比。松枝淅淅墨针攒,一踏枝鸣二堕地。足钩咮啄定争斗,不然那得风毛坠?中间似欲助老拳,欲飞未飞张张翅。晶荧点漆活眼睛,却含万里龙沙泪。”联想到宋徽宗、宋钦宗后来成为金人的俘虏,宋廷曾遣通问使问安两宫的史事,厉鹗又感慨地吟道:“祗应回首愧此图,难谕两宫通间使。”
  厉鹗也曾题咏古钱,写道:“吴中有书贾来广陵,出古钱三百余见示刀布正伪,诸品皆备。汪君祓江拓其文凡四以遗予。一曰千秋万岁,面有龙凤形。一曰长生保命,面有北斗及男女对立状。一曰斩妖伏邪,面有立神一,蹲虎一,符篆一。一曰龟鹤齐寿,面无文,盖古厌胜钱也。暇日装潢成册,为诗题后。”他还写道:“汪为山亦赠予厌胜钱拓本,文曰金玉满堂篆书,面有双龙绕之上,有柄作片云形,大径二寸,续装于册,更为赋诗。”
  他还写有《汉铜雁足灯歌为半槎赋》、《汉铜龙虎鹿卢灯歌为敬身作》等咏物诗,轻快地吟道:“今年曾咏雁足灯,新诗传唱满广陵。归来江上访高士,又见一灯奇可称。……灯传无尽诗无尽,试与佳儿诵此篇。”
  这类题咏古画、古钱、古物、古金石拓本的诗,在《樊榭山房集》中还有很多。“皆穷探原委,曲折尽致,后来谈艺家争相效之。”

吐露心中抑郁
  厉鹗出身寒门,早年丧父,家境清贫。生活的压力使他郁郁寡欢。康熙四十九年(1710年),年仅19岁的厉鹗写下了《游仙百咏》,吐露心中的抑郁。在该诗的序言中,他这样写道:“《游仙诗》,自晋郭景纯倡之,逮唐曹尧宾、明马鹤松连篇累牍,奇艳可诵。予闲居寡欢,偶尔缀韵,辄成百章,大要游思呓语,杂以感慨,玉茗先生所谓“事之所无,安知非情之所有”者也。且灵均作《骚》,尚托于云中君、湘夫人,其亦庶几不悖作者之意乎?有好事者出而读之,词虽不工,聊当龟兹一觉云尔。康熙庚寅六月,樊榭山人自题。”序中的“闲居寡欢”,就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。“游思呓语,杂以感慨”,就是《游仙咏》的主题。
  《游仙百咏》雕版问世后,厉鹗又写了《续游仙百咏》。前后游仙咏共二百首,厉鹗仍然觉得言犹未尽。于是,又写下了《再续游仙百咏》,序云:“曩作前、后游仙凡二百首,前游仙已雕板,不揣荒鄙,颇有嗜痂。后游仙藏箧中,未举示人。暇日展玩,自愧凡俗,于仙境犹有未尽,因刻意冥搜,誓脱故常,复成百咏。昔谢逸作蝴蝶诗三百首,人呼为‘谢蝴蝶’。世有知我者,其将以予为‘厉游仙’乎?”
  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,厉鹗将游仙三百首结集在一起,在《自序》中他这样写道:“至于弘农之始倡,实为屈子之余波,事虽寄于游仙,情则等于感遇,后有作者,咸步趋焉。……仆无凌云之才,有餐霞之癖。懒如中散,论或托于养生;贫似稚川,书未传夫抱朴。山居长啸,偶有遐心;萝户高吟,遂多逸兴。身非脉望,何曾三食琅函?腹愧鞠通,安得一餐墨海?譬彼学仙项曼,诡言渴饮流霞;好道长源,诈说馈来玉液。但以俗缘羁绁,尘网撄缠,与其作白眼以看人,何如问青天而搔首。于是效颦郭璞,学步曹唐,前后所为,数凡三百。瑶台梦破,唤起飞琼;洛浦舟回,拾残翠羽。曾无当于风、雅,亦见摈于庄、骚,持赠何堪,自娱而已。时当朱明届节,白日舒长。何方避暑,玄冰飞雪之丸;无计迎凉,鹄羽龙皮之扇。襞笺雪案,岂窥大酉之书?涤笔冰瓯,聊当龟兹之枕。康熙癸巳季夏八日,钱唐厉鹗题于寄圃之半舫斋。”
  序中的“事虽寄于游仙,情则等于感遇”,“与其作白眼以看人,何如问青天而搔首”,清楚地表明,这组诗是有感而发的,借仙境神话,影射现实。
  厉鹗一生贫病多磨,《樊榭山房集》中对此有充分的反映。他是一个爱书读书之人,乾隆元年(1736年),因贫穷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藏书。在《鬻书和沈峙公》一诗中,他伤心地写道:“收处心常损,拈来泪欲垂。谁怜非长物,竟遣易晨炊。宿读人难得,长贫我自知。祗愁肉食者,还有鬼名嗤。”
  第二年夏秋之交,厉鹗卧疾南湖草堂。病中,他写下了沉重的诗句:“经旬外户不轻窥,当暑怀冰病亦奇。雨久玭衣生壁早,夜凉萤火入帘迟。毁茶恐被高人笑(时以肺寒禁茗饮),称药宁烦妙友为?洒洒心清无睡处,几回落月有余思。”
  乾隆四年(1739年),厉鹗又被住房问题所困扰。在诗集中他写道:“予赁居南湖上八年矣,其主将鬻他氏,复谋栖止。瑞石山下,有屋数楹,东扶导予相度,颇爱其有林壑之趣,以价贵未遂也。”第二年初夏,他移居东城。在《移居四首》中,他感慨地吟道:“南湖结隐八年余,又向东城赋卜居。颇爱平桥通小市,也多乔木映清渠。杜陵突兀见此屋,韩子辛勤始有庐。笑我天慵俱未遂,不妨随地狎耕渔。”
  乾隆六年(1741年)夏日,他再次病倒。诚夫给他送来杏酪,他作诗谢道:“鹅王乳色白胜酥,仙杏为浆雅称无。寒食和饧传故事,鼎娥候火费工夫。口香三日惊犹在,肺气兼旬觉顿苏。珍重携来情不浅,食经端为起诗癯。”
  岁暮,他的爱姬朱氏病危。为给朱姬治病,他不得不典卖衣物。《典衣》一诗,反映了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和苦闷心情。“青镜流年始觉衰,今年避债更无台。可知子敬家中物,新付长生库里来。半为闺人偿药券,不愁老子乏诗材。敝裘无恙还留在,好待春温腊底回。”
  乾隆七年(1742年)正月,朱姬病逝。厉鹗伤心欲绝,写下了《悼亡诗》十二首:
  “无端风信到梅边,谁道蛾眉不复全。双桨来时人似玉,一奁空去月如烟。第三自比青溪妹,最小相逢白石仙。十二碧阑重倚遍,那堪肠断数华年。”
  “门外鸥波色染蓝,旧家曾记住城南。客游落托思寻藕,生小缠绵学养蚕。失母可怜心耿耿,背人初见发参参。而今好事成弹指,犹胜莲花插戴簪。”
  “怅怅无言卧小窗,又经春雪扑寒釭。定情顾兔秋三五,破梦天鸡泪一双。重问杨枝非昔伴,漫歌桃叶不成腔。妄缘了却俱如幻,居士前身合姓庞。”
  “东风重哭秀英君,寂寞空房响不闻。梵夹呼名翻满字,新诗和恨写回文。虚将后夜笼鸳被,留得前春蔟蝶裙。犹是踏青湖畔路,殡宫芳草对斜曛。”
  “病来倚枕坐秋宵,听彻江城漏点遥。薄命已知因药误,残妆不惜带愁描。闷凭盲女弹词话,危托尼 (女十甘)祝梦妖。几度气丝先诀别,泪痕兼雨洒芭蕉。”
  “一场短梦七年过,往事分明触绪多。搦管自称诗弟子,散花相伴病维摩。半屏凉影颓低髻,幽径春风曳薄罗。今日书堂觅行迹,不禁双鬓为伊皤。”
  “零落遗香委暗尘,更参绣佛忏前因。永安钱小空宜子,续命丝长不系人。再世韦郎嗟已老,重寻杜牧奈何春。故家姊妹应断肠,齐向洲前泣白苹。”
  “郎主年年耐薄游,片帆望尽海西头。将归预想迎门笑,欲别俄成满镜愁。消渴频烦供茗碗,怕寒重与理熏篝。春来憔悴看如此,一卧枫根尚忆不?”
  “何限伤心付阿灰,人间天上两难猜。形非通替无由睹,泪少方诸寄不来。嫩萼忽闻拼猛雨,春酥忍说化黄埃。重三下九嬉游处,无复蟾钩印碧苔。”
  “除夕家筵已暗尺,春醪谁分不同倾?衔悲忍死留三日,爱洁耽香了一生。难忘年华柑尚剖,瞥过石火药空擎。祗余陆展星星发,费尽愁霜染得成。”
  “约略流光事事同,去年天气落梅风。思乘荻港扁舟返,肯信妆楼一夕空。吴语似来窗眼里,楚魂无定雨声中。此生只有兰衾梦,其奈春寒梦不通!”
  “旧隐南湖渌水旁,稳双栖处转思量。收灯门巷忺微雨,汲井帘栊泥早凉。故扇也应尘漠漠,遗钿何在月苍苍。当时见惯惊鸿影,才隔重泉便渺茫。”
  这组诗缠绵宛转,情真意切,感人肺腑。袁枚评价道:“诗人笔太豪健,往往短于言情;好征典者,病亦相同。即如悼亡诗,必缠绵宛转,方称合作。东坡之哭朝云,味同嚼蜡,笔能刚而不能柔故也。阮亭之悼亡妻,浮言满纸,词太文而意转隐故也。近时杭堇浦太史悼亡妾诗,远不如樊榭先生。”
  贫穷、疾病、痛失爱姬,屡遭打击的厉鹗苦闷至极,只有用诗歌来宣泄。在《病中以满城风雨近重阳为首句得诗三首》中,他这样写道:
  “满城风雨近重阳,病减情怀老减狂。足软杖藜浑得力,耳鸣鞞铎果何祥?僮奴决意辞贫主,医匠收功试古方。我已是非俱不问,笑看梧叶坠虚廊。”
  “满城风雨近重阳,唧唧阴虫夜渐长。瘦比隐侯犹较倍,愁应平子为分将。青灯难遣诗魔娆,丹鼎翻嫌琴客妨。领取秋深闲意味,不眠常是望晨光。”
  “满城风雨近重阳,及至重阳霁色苍。问疾客来时一二,登高人想不寻常。琉璃水浅盛新月,玛瑙天空映拒霜。谁道秋容丽如许,闭门也有小篇章。”

独树诗坛一帜
  清朝初年,活跃在诗坛上的主要都是由明朝过来的诗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严格意义上的清代“国朝”诗人开始出现,并逐渐成为诗坛的主力。“清初六大家”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。首先是并称为“南施北宋”的施闰章和宋琬,其次是并称为“南朱北王”的朱彝尊和王士禛,再次是并称为“南查北赵”的查慎行和赵执信。此后,则有袁枚、赵翼、蒋士铨“乾隆三大家”。厉鹗崛起于“清初六大家”之后,“乾隆三大家”之前,在清诗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。
  当时,正是沈德潜“格调”说流行之际,厉鹗与他“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”。沈德潜,字确士,号归愚,江苏长洲(今苏州)人。中年以前以授徒为生。早有诗名,而连赴举场几达20次,均不售。乾隆元年(1736)荐举博学鸿词,依旧罢归。至乾隆三年(1738),始中举人,次年成进士,时已67岁。此后,他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,官运亨通。不到10年时间,从翰林院编修升到礼部侍郎。乾隆十四年(1749)辞官归里之后,又加赠礼部尚书及太子太傅衔。他与乾隆帝的关系十分密切,有“殿上君臣,诗中僚友” 之称。他在当时 的诗坛上影响很大,“海内之士尊若山斗,奉为圭臬”。
  沈德潜论诗,尊盛唐,主格调,一归于温柔敦厚,复古倾向极明。他认为:“诗之为道,可以理性情,善伦物,感鬼神,设教邦国,应对诸侯。” 据此,在内容上,他强调应言之有物,恪守封建伦常,以诗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。在方法上,则讲求格调,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,主张“蕴藉”,不赞成“发露”。他说:“唐诗蕴藉,宋诗发露,蕴藉则韵流言出,发露则意尽言中。” 由于过分强调温柔敦厚,因而承其风者独取格调说,以致“摩取声调,讲求格律,而真意渐离”。
  沈德潜倡导“格调”说,不仅违背了其两代老师王士禛和叶燮的论诗精神,而且作为一个诗学界的流派,代表着诗坛上顽固的保守势力,给清代诗歌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。
  厉鹗认为:“诗不可以无体,而不当有派。诗之有体,成于时代,阙乎性情,真气之所存,非可以剽拟似、可以陶冶得也。是故去卑而就高,避缛而趋洁,远流俗而向雅正,少陵所云‘多师为师’,荆公所谓‘博观约取’,皆于体是辨。众制既明,炉鞴自我,吸揽前修,独造意匠,又辅以积卷之富,而清能灵解,即具其中。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,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。”
  他对人们沿袭明七子和本朝几个“巨公”之遗绪颇为不满,明确指出:“本朝诗教极盛,英杰挺生,缀学之徒,名心未忘,或祖北地、济南之余论,以锢其神明,或袭一二钜公之遗貌,而未开生面。篇什虽繁,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。”这段话很可能就是针对沈德潜而发的。在《樊榭山房续集》,《自序》中,他又写道:“自念齿发已衰,日力可惜,不忍割弃,辄恕而存之。幸生盛际,懒迂多疾,无所托以自见,惟此区区有韵之语,曾缪役心脾。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,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,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?”这里的“格调”二字,明显地表现出他对沈德潜及其格调派的反感。
  厉鹗与沈德潜的诗学冲突,无关乎个人恩怨,就其实质而言,主要分歧有两个方面,一是宗唐与宗宋之争,二是在朝与在野的对立。
  厉鹗始终是一个穷愁枯瘦的在野诗人,但其作品受到许多人的赞许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杭世骏在《词科掌录》中写道:“厉太鸿为诗精深华妙,截断众流,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。自新城、长水盛行时,海内操奇觚者,莫不乞灵于两家。太鸿独矫之以孤澹,用意既超,征材尤博,吾乡称诗于宋、元之后,未之过也。……是科征士中,吾石友三人,皆据天下之最。太鸿之诗,稚威之古文,绍衣之考证,穿穴求之,近代罕有伦比。”全祖望指出:“余自束发出交天下之士,凡所谓工于语言者,盖未尝不识之,而有韵之文,莫如樊榭。”这绝非好友间的过誉之词,而是客观事实。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言:“其诗则吐属娴雅,有修洁自喜之致,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。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,而恬吟密咏,绰有余思,视国初西冷十子,则翛然远矣。”沈德潜也评价道:“樊榭征士学问淹洽,尤熟精两宋典实,人无敢难者。而诗品清高。”
  无庸讳言,厉鹗的诗也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。首先,他虽然出身贫苦,但大半生过的是“食客”式的生活,入世不深,结交有限,诗的内容不够丰富。诗集中很少有反映社会问题、民生疾苦的作品,主要是模山范水,吟风弄月,这多少带有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。其次,他虽然最长于山水诗,但平生游踪不广,主要局限于江、浙,无名山大川之助,诗的格局狭小,力量薄弱,雕炼有余,雄浑不足。其三,他喜欢用生僻的典故和替代字,矜奇炫博,流于晦涩,大大影响了诗的艺术效果。袁枚就曾批评道:“吾乡诗有浙派,好用替代字,盖始于宋人,而成于厉樊榭。……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,所见说部书多,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。”不过,袁枚又指出:“先生之诗,佳处全不在是。” 表明瑕不掩瑜,厉鹗的诗自有其独特的价值。